“不问苍生问鬼神” ——浅析“谶纬”对秦灭亡的影响

李姝葭   22级人文创新班

摘要：秦朝亡国谶言是秦朝末年反秦者使用的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舆论宣传工具。秦朝亡国谶言的传播与秦政权走向灭亡之间具有重要关联。另一方面，谶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历来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秦朝末年时期“谶纬”的发展传播出发，浅析这一文学现象对王朝灭亡的影响。

关键词：谶纬 秦

一、谶纬定义

顾颉刚为之定义曰:“谶，是豫言。纬，是对经而言的:经为直的丝，纬为横的丝。故纬是解经的书，是演经义的书;而谶与经则可以说没有关系。不过因为纬的说经多属非常异义，太不循轨道，与“故训传’的性质不同，所以谶与纬在名义上虽有分别，而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严密的界限。”[1]

仅以“谶”字而言，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记载为秦穆公的梦谶，是一位神仙在梦中告诉秦穆公晋国命运发展的谶言[2]。

谶，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谶指“对将来会发生的事件神秘的预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3]四库馆臣就认为谶是采用隐语的形式，来占卜将来发生的事情以预决它的吉凶祸福。

广义的谶指记载一切神秘预言或占卜吉凶的文字与书，因为这些书籍常常带有神秘的符号或图画，故而也成为图谶。《淮南子•说山训》：“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详，谶书注之。”[4]在这里，谶指的是普通的占验之书。

相比于地位清晰明了的“谶”，纬的概念在学界有众多说法，甚至张峰屹先生曾提出“有谶无纬”的观点。历史上，“纬”起源于西汉后期。汉光武帝靠《河图赤伏符》论证了合法性地位，因此他即位以后诏令校定图谶，并于晚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确立了纬书的“定本”，开启了东汉纬书的“法律化”和“经典化”进程。又盛行“纬”名以彰显其面经的属性，后世学者遂称研习图谶的学问为“谶纬之学”，而光武帝所定的八十篇图谶，也就成为谶纬文献的主体。明帝时期，“造作图谶”入罪，又“以图谶删定经艺”，至章帝白虎观会议，纬书得以进入东汉最高的“法典”《白虎通》，最终完成了纬书的“法律化”和“经典化”。

无论“谶”与“纬”二者关系到底如何，其都是我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实质是古人假托神意，以口语或文字表述的异常言论或征兆，以隐喻、隐晦的方式启示天命所归，预言个人或政权的命运、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预言。而谶言的隐喻功能使其天生具有成为宣传工具的潜力，可以在鼓动民意，反对统治者方面发挥较强的作用，是古人改造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重要工具，影响深远。值得注意的是，“谶纬”一事往往在一个王朝将要覆灭之际发生，且类型多样，传播渠道也较为复杂，为新统治者的继位造势、招揽拥护群众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力量。

二、亡秦谶纬

虽然秦朝只有15年国祚，但秦朝亡国谶言的数量却居历代王朝前列，且贯穿其整个统治时期。秦朝亡国谶言作为一种舆论造势工具曾经发挥过较强的作用，其构建与传播受到当时社会各方面、多群体的共同影响。很多谶言在当时发挥了宣传作用，鼓动民众踊跃参加反秦活动。

从“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楚兴，陈胜王”，谶言类型较为复杂。同时，秦朝亡国谶言的传播渠道具有多样化特征，有的传播渠道是没落的六国贵族群体，有的传播渠道则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和豪富群体。

（一）背景

政治角度上，在逐步膨胀的权力观念影响下，秦始皇越来越偏离“法治”走向“人治”，沉迷于对权力的使用，“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大事无大小皆决于圣上”[5]；另一方面秦朝统治者不加过度的在六国故地推行法家制度，使未接触过法家治国历年的六国人民难以适应，也激化了社会矛盾。秦统治者没能及时对自己的法家统治政策进行调整，才使得统一之后反秦势力始终没有被同化，使得秦朝亡国谶言传播有了基础的社会条件。

文化角度上，秦朝统治者在文化独裁观念驱使下采用了高压独裁的文化政策，这使得法家（秦政权）与非法家（其余学派知识分子）彻底决裂。在得罪广大知识分子以后，秦政权就彻底失去了变革的机会，其衰亡也就不可避免。这些知识分子投入到反秦势力一方使得原本只能蛰伏的反秦者能够以新的形式开始活动。这点从谶言类型的复杂多样上就能看出，相关谶言能够结合天象或者鬼神文化，利用地域特性等特征都表明这些谶言的背后有着相关领域的知识分子在发挥作用。

统治上层追求享乐和基层官吏腐败的问题使得当时“百姓罢敝，头会箕敛；财匮力尽，民不聊生”[6]，使得统治阶级与其余阶级的冲突日益严峻，使得整个社会成为秦朝亡国谶言传播的温床。再加上反秦势力推波助澜，纵使秦朝在军事等方面占据优势，秦朝亡国谶言传播依旧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一但秦帝国内部出现问题，谶言所产生的宣传效果就会立刻显现出来。

（二）特征及影响

秦朝的亡国谶言可大致分为三类：诅咒型、造神型和模糊型。

诅咒型谶言牢牢抓住秦始皇重视鬼神的观念。在巡视全国的过程中，秦始皇曾不止一次的祭祀山川河神，向上天展现自己的崇高伟业；此外，秦始皇对于求仙也有着异常的兴趣，多次派遣方士寻仙问道。而诅咒型谶言的载体就和“神鬼天意”相关。“今年祖龙死”[7]的谶言便是借由秦始皇自己祭祀时抛入水中的玉璧为信物来进行构建。依托客观物品和天象产生的诅咒型谶言摆脱了西周以来谶言自身的缺陷，在普通百姓无法判断谶言是否真实的情况下，客观存在的物品和天象就可以被当做证据来证明谶言的真实性。

这些谶言利用了秦始皇信仰神仙鬼神的思想，对秦始皇和秦朝进行诅咒，直击秦始皇的精神世界，对于重视鬼神的秦始皇来说诅咒型谶言自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反秦者用这种公开宣言但隐藏身份的形式可以向志同道合者发出信息，引起其他反秦势力的共鸣，凝聚反抗信心，汇集反抗力量，使得反抗势力得以长时间蛰伏，暗中积蓄力量。

造神型谶言的特征在于对事件相关人物的神话，对秦朝将亡的命运进行预测，对下一王朝的统治者进行描述，但不具体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等要素。在载体和传播目的上，造神型谶言与诅咒型谶言相同，两者都借助“天意”来说明秦朝与秦始皇即将失败的结局。

造神型谶言地构建往往依托于“狐精山鬼”和阴阳方士，而且注重与当地风俗相结合。“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8]就利用了楚国百姓与秦的深仇苦恨，在谶言被发现并传播后就立刻获得了楚国人民的大量支持。

造神型谶言还利用了当时社会对于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视，否定秦始皇对自身的造神行动，又从社会思潮、阴阳学说等角度否定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并且可以突出其他人，借助“天意”说明其他人才是真正的“天子”，从而有效鼓动那些具备朴素天命观的民众参与到反秦行动中来。

模糊性谶言与以上两种谶言相比显得更加神秘，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一个现象可以被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内涵。模糊型谶言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地域和文化冲突，正是由前文所述，秦朝在实现全国的初步统一后，没能处理好文化、地域等冲突，导致在统一的平静之下依旧有反秦暗流涌动。

虽然不同类型的谶言具体情况不同、背后作用因素也有所差异，但三种类型谶言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推翻秦朝。所以，秦朝亡国谶言传播最基本的影响就是造成国家动乱。面对谶言的传播，统治者、基层官员和民间力量的表现各不相同，有的行动增强了谶言传播的效果，有的群体在谶言传播的影响下走上了反秦之路。

秦朝亡国谶言作为一种舆论宣传工具，不仅为刘邦等人的反秦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支持，还对后世谶言的形式产生了影响。随着后世人们对谶言的熟悉，谶言已经不能再被简单划分为诅咒、造神、模糊三种。而是大都发展成为复合型谶言，往往一个谶言就带有三种秦朝亡国谶言的全部特征，可以说秦朝亡国谶言成为了后世谶言形式的蓝本。从另一角度上看，秦朝亡国谶言也为后世王朝敲响了注重社会舆论的警钟，面对不利于国家发展的社会舆论，汉朝统治者吸取秦朝经验教训，不采用强硬手段镇压，而是注意倾听这些舆论所反映的民意，并根据舆论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为国家稳定奠定基础。

回顾历史，放眼当下，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信息传递速度得到了爆炸性的提升，也使谣言的成本大大降低。站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更需要我们以史为鉴，了解秦朝亡国谶言传播的具体情况，将谣言扼杀于萌芽，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